《回归故里》：彼得堡与彼得堡的距离

文/薄荷在1998

《回归故里》/[法]迪迪埃·埃里蓬/上海文化出版社

托尔斯泰笔下的彼得堡似乎永远沉浸在灯火辉煌的长夜之中，有永远开不完的舞会，有着窗外漫天飞雪，有1812年的大彗星，有荣耀和人性的思虑。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彼得堡更像是个摇摇欲坠的垃圾堆，散发着难以言喻的臭味，那是残酷的生活搅碎挣扎的底层人民时发酵的恶臭。

同一时期的两位俄国作家描绘出截然不同的两个彼得堡。彼得堡的两幅面孔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跨越的距离。

一个多世纪后，年轻的迪迪埃 埃里蓬逃离家乡兰斯，直到三十多年后父亲去世才从巴黎返回故乡。即便脱离底层已久，再次面对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生活和阶层，埃里蓬内心依然有汹涌的阵痛。归根结底，这一切并不是兰斯与巴黎的差异，而是彼得堡与彼得堡的距离。

家乡何以变故乡

逃离兰斯，家乡从此成了故乡，父亲去世，亲人已成故人。如今的埃里蓬是法国思想家，社会学教师，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回到故乡，回到曾经可悲的底层生活让他意识到过去的自己扮演着怎样一种角色：底层工人和女佣的其中一个儿子，没有男子气概的同性恋男孩。

逃离过去并不代表着融入新世界。阶级打下的烙印如此深刻，三十年来无论埃里蓬逃到哪一步，工人阶级的本能都在背后穷追不舍。资产阶级出身的朋友能毫无压力地鉴赏艺术，谈论戈达尔和贝克特，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却一头雾水。得知埃里蓬因父亲去世而返乡时，朋友提醒他公证人打开遗嘱时他无论如何应该在场，而生活在底层的埃里蓬一家根本没什么遗产，更不会有遗嘱。甚至姓名都在隐隐揭露着人的原生阶级——比起迪迪埃 埃里蓬这个平庸的姓名，朋友的名字更加优雅好听。

过去与现在，两种身份，两个阶级。埃里蓬始终在两个阶层的夹缝之中来回徘徊。在现阶段的身份中小心翼翼，生怕暴露原生阶级的痕迹；作为儿子和兄弟又与家庭所处的工人阶级格格不入，三十年几乎断绝音讯。一方面不能完全剥离原生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资产阶级之间始终存在一层磨人的沙砾。两个差异巨大的阶级仿佛两种不同密度的海水，同时渗透着埃里蓬的身体，让他饱受双面的压力。

这次回归故里，他尝试找出问题的根源，那个从过去纠缠到现在的幽灵。

向左还是向右

提起对原生家庭的厌恶，埃里蓬能从回忆里轻松翻出一大堆理由。父亲粗鲁暴躁，酗酒又大男子主义，时常与母亲争吵互殴。母亲性格纠结，嫉妒能够上学的孩子们，冲着孩子毫无理由的喊叫来发泄自己未能完成学业的不满。

是他们天性如此，注定不堪吗？难道底层的特性是作用在基因里代代相传的吗？回溯父亲母亲的青年时代，从阶级的角度来看，事情并非如此。祖母生了十二个孩子，父亲是长子。在德军的炮火之中，少年时期的父亲就必须承担起全家的生计。比起学习和工作，生存才是父亲唯一看得见的东西。外祖母与不知名的西班牙男人生下母亲，又在她年幼时将她抛弃。尽管母亲学业优异，但被迫终止了学习，去做了女佣。阶级和环境自然而然地塑造了父亲和母亲，身处其中的人几乎无力反抗。而旁观者无法苛责父亲母亲那不够好的上一辈人，因为命运对他们来说也谈不上公平。不公平这个词甚至太过温和，稀释了被过度的工作剥削，被其他阶层赤裸裸地踩在脚下的残酷血腥味。

而在政治上，底层的话语权也以各种形式被瓜分。

宣扬革新进步的左派分子由资产阶层出身的人领导，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审视工人阶级，或者说通过歌颂工人阶级来彰显自身的伟大。资产阶层的人无法对工人阶级感同身受，这种主义那种思想里描写的全是想象出来的工人阶级。少年时期的埃里蓬敏锐地意识到，尽管他倾向左派，但左派塑造的工人阶级与实际中的底层人民（也就是他的亲人）差距大到宛如两种群体。左派领导层似乎沉湎于自我满足，而非脚踏实地去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高度。

而移民的问题加剧了工人阶级与左派的割裂。左派接纳新移民，随之而来的痛苦却由底层人民承担：移民抢占了工人阶级有限的工作岗位和生存资源，带来了治安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工人阶级毫不犹豫地倒向右派寻找身份认同，希望有人能在意他们的声音，哪怕这是维护一直压迫他们的旧体系的一派。而右派趁热打铁，进一步激化工人阶级和移民之间的矛盾，用平等，投票权，个人自由等概念一步步拆解整个底层体系。使得底层人民分散为一个一个的小团体，互相攻击，让底层人民在内部划分你我，掩饰了阶级分化的问题。

如此一来，底层人民分崩离析，隔阂日益加剧无法团结，也就不可能拥有这个庞大阶层应有的力量。无论是向左或是向右，底层的声音被掩盖了，准确地说是被掩埋。底层阶级的地位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变。

流亡之路

对于埃里蓬来说，逃离工人阶级是一场接力赛。

回到故乡，埃里蓬突然意识到自己和仍是工人的兄弟曾经那样相近，他们的命运曾经那样容易互换。教育是实现跨越阶层最有效的途径，但矛盾的是，教育系统本身也在天然地排斥底层阶级的孩子。学校不看好底层出身的学生，家庭也在催促他们尽早离开学校投身工作。大环境不断暗示底层学生，告知他们无法取得学业上的成就，他们在学习能力上低人一等，他们天然地对知识文化不感兴趣，学习的资格属于别人。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灌输下，底层的孩子们常以为是自己选择放弃了学业，而不是被迫做出了选择。埃里蓬的哥哥就是这样“通过学生的主动放弃而被教育系统淘汰”。

于是哥哥成了埃里蓬的人生参照系。埃里蓬没有离开学校，阶层带来的压力也没有离开他。家里只能支付他两年的学费，而在学校里埃里蓬那属于工人阶级的小特性更是差点毁了他。讽刺的是，拉了他一把，让他跑完最后一棒的，是他的同性恋身份。同性恋亚文化是个阶级混合的圈子，不同阶层的人互帮互助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埃里蓬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面临被打回原形的可能，虽然有惊无险，但他注定要在两种身份的拉扯中小心翼翼。

埃里蓬几乎用做学术的方式剖析自我，将阶级和社会学的概念一点点落实到自身的真实经历。三十年过去了，他终于能描摹出这个对他穷追不舍的怪兽的模样，也许这是埃里蓬与自身和解的第一步。但彼得堡与彼得堡之间的距离依旧漫长，依旧难以消弭。

——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