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壳碗外的人生》：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

文/1984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哇，希特勒真的是绝顶聪明——也许他想说，光有物质基础，幸福还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第三帝国。这个第三帝国实实在在地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幸福……兄弟姐妹们，希特勒如此描绘这些理想，真是太聪明了！

老外交官越来越不安，最后怒气冲冲地回到大使馆，“比以前更确信苏加诺是个疯狂而危险的江湖骗子”。安德森当时在印尼研究超过一年，见闻可谓纷乱，本土、邻国、中国、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无数传统并存于同一时代，生机勃勃又令人困惑地开枝散叶。因为纷乱衍生的荒诞感，以及自己的敏锐和幽默，安德森的印尼故事往往是妙趣横生的。在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中，他愉快地提供了大量类似的田野轶闻。

安德森从不把自己视为“白色的”，但在印尼频频被称呼“老爷”，这是荷兰殖民者曾坚持要求的尊称。作为爱尔兰裔大学生和共和主义者，他对此格外尴尬，努力向人们说明自己并不是“白色”的，而是“粉灰色”的。他希望他们叫自己这种人是“白化病的”。这个词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逐渐扩散、流传，居然登上了报刊杂志，成为印尼的日常用语。十多年后，一位澳大利亚白人同事向他抱怨印尼人的种族主义，他们居然称他是“白化病的”。安德森乐不可支。

印尼如同东南亚的缩影。从命名到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地区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化集中在19世纪晚期，东南亚则从16世纪末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始，经历了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殖民者依次涌入。他们各据一方，受教育的年轻人对宗主国的熟知，可能远远超过对临近地区的了解。

安德森意识到，“东南亚”概念暗示专属集体性，但事实上集体性难寻。这些国家的宗教、殖民历史和语言千差万别，内部差异性远大于“东亚”和“南亚”。若无体制性的“东南亚”，越南可能被纳入东亚研究，该地区西部则与南亚更为接近。

在非殖民化浪潮中获得权力的民族主义者们，往往像世界各地的同道们一样，马上有如“椰壳碗中的青蛙”那样专心于自身。这个比喻来自泰国和印尼，大约相当于汉语的“坐井观天”。在这两个国家的长期田野工作，使安德森持续不断地获得走出“椰壳碗”的能量。

安德森的的才华用在了最合适的地方，他总能从不起眼的碎屑中观察到深刻逻辑。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读者可以直接观察到诸多优良品性的来源；他与学术和时代的关系，都呈现出历史进程的侧面，如美国大学刻板化，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沉浮，“想象的共同体”以及“东南亚”的建构和变化。

“东南亚”这个词汇也可能对“亚裔美国人”有所启示。后者形成于1960年代，内部包含超过20个族群。“平等”的意味，在这个群体内部，相对白人、非裔、拉丁裔等他者时始终是动态的。安德森一直在强调：对于世界，我们不应该只有单一的认识框架。

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

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安德森以特有的诙谐口吻谈及，自己“欠缺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情”。1972年，他被逐出印尼，直到苏哈托政府1998年倒台才可能重新回去。詹姆斯·斯科特同病相怜，因缅甸军方禁止外国学者入境，他被迫专心研究马来西亚的反抗者们。

被印尼驱逐意外激发了安德森的多元视角，1974年到1986年研究暹罗（他偏爱这个前现代的名字，而非源自主导族群泰人的“泰国”），1988年开始研究菲律宾。泰国与印尼的比较，以及中国与越南的战争，促使他于1983年出版了探究民族主义起源的名作《想象的共同体》。

泰国与印尼被囫囵吞枣地纳入“东南亚”这个概念。“东南亚”出现于183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缅甸专家约翰·弗尼瓦尔等学者发扬光大，又因蒙巴顿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而彻底取代“南洋”“南方”等名词，成为该地区标准的名称。

1958年，安德森开始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学习时，两位教授各自负责美国和西欧，未来对他影响颇深的印尼专家乔治·卡欣负责整个亚洲，其余地区空白。冷战和越战使东南亚的美国军政人员急需当地的专业知识，他们又缺乏往昔殖民地官员的研究兴致。因此，东南亚的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成为显学。讽刺的是，学者们强烈反对的越战，给他们的学术生涯带来了丰厚的制度和财政回报。

安德森在学院中也观察到无处不在的“椰壳碗下的青蛙”心态，那与源远流长的美国例外论神话密切相关。学者们对自己研究的国度产生了民族主义式情绪，在安德森学习和执教的康奈尔大学，研究印度尼西亚与越南的老师几乎个个强烈反战，专注于泰国的老师起初则表示支持。学者们心理上都无法研究其他国家。有趣的是，通过各国留学生，东南亚研究促进了“东南亚”的实质成形。

在菲律宾的经历促使安德森意识到田野工作的教益：

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对比较的喜爱变得更深。这就是当你回归平常时，田野工作也非常有用的原因。你已经培养出观察和比较的习惯，它们鼓励或迫使你开始注意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倘如你仔细地观察，不停地比较，保持人类学的距离。就我而言，我第一次开始对美国——日常的美国感兴趣。

“除标题吸引眼球外一文不值”

安德森始终处在边缘位置，为那种“四海为家的、比较性的人生观”做了长期的准备。他出生于中国，成长于爱尔兰；早逝的父亲思想独立；十四五岁即痴迷于父亲收藏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靠奖学金在格外强调等级的伊顿公学念书，在剑桥大学接触到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和伯格曼们的电影；分别因爱尔兰、英国和美国口音被嘲笑过；当然还有弟弟佩里·安德森的影响。

在剑桥，安德森成为“幼稚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电影结束后他拒绝伴着国歌向女王致敬，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支援南亚学生，惹恼高唱国歌的“校园恶霸”，这些叛逆举动都引来了攻击。《想象的共同体》汉译者吴叡人形容，安德森常在信件中讲到“勇气”，一句“像法国同志所说：‘要勇敢，兄弟，而且要更勇敢’”尤其令他落泪。这种同情心贯穿于安德森的生命始终。

自讲授东南亚第一天，安德森就经常要求学生阅读19世纪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第一个菲律宾人”何塞·黎刹的小说英译本。黎刹于1896年年底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处决，他的著作和牺牲都深刻地影响了菲律宾革命。安德森将菲律宾革命与数十年前的拉丁美洲革命联系起来，视菲律宾为拉丁美洲的最西端。鉴于黎刹那代革命者是亚洲激进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他巧妙地展现了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的传播过程。他也洞悉民族主义运动对历史的垄断和再造，以及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潜在危险。

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讨论，打破了犹太学者的主导地位。他的阐释角度，诸如殖民地—宗主国的朝圣，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的作用，受到英国知识分子热烈欢迎，但为美国学者无视，只有一位欧洲流亡政治学家“断定它除标题吸引眼球外一文不值”。

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等重大变动，使区域研究和民族主义研究受到冷遇。重要的苏联研究机构凯南研究所一位高官曾“发疯似的”给安德森打电话，恳求他飞过去讲座，因为“苏联研究完蛋了，不再有钱进来了，我们的学生无法找到工作”。他没有答应。

因《想象的共同体》在美国逐渐闻名，安德森由区域研究者变成了理论家。对众多学科的影响再次证明他不曾被学院体制化，他厌恶无趣的研究，对“拆除学术的高墙”念兹在兹。他列举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复杂思想资源：德国人马克思、本雅明和奥尔巴赫，法国人布洛赫、费弗尔和马丁，英国人特纳，以及美国人斯陀夫人。

走出“椰壳”是无穷无尽的长路。安德森正确地指出，“二战”后的新兴民族主义缺乏跨民族团结的兴趣，“很容易被压制性与保守力量利用”。民族主义与全球化都可能将问题简单化，“我们愈发需要精致且严肃地调和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中解放的可能性”。他戏仿马克思的名言发出号召：“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

安德森于2001年退休。他仍然热爱着东南亚，结识了包括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在内的诸多新朋友，这位世界闻名的泰国导演设计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泰语版封面。2015年底，安德森在印尼东爪哇小城巴图去世，享年79岁。

临近《椰壳碗外的人生》书末，安德森回忆起2007年的一次圣彼得堡之旅。虽然俄语几乎张不开口，他为表示团结，还是朗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他把这首诗放到了《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一书的扉页。

安德森没有想到，所有学生马上和他一起朗诵起来：

永远照耀，

到处照耀，

直到那日月的尽头，

照耀——

不顾一切阻挠！

这就是我和太阳的

口号！

结尾时，安德森已经泪眼朦胧。

——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