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今年的政协委员，我重点关注了“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低收入人群保障金随CPI上涨应适当调整”“学术刊号申请难”等几大问题。因近几年来较关注城市文化建设，今年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规范国家纪念活动”的。目前全国许多城市都在搞各种纪念、祭祀活动，黄帝、炎帝，甚至包括女娲等都由政府出面出资进行祭奠。我认为许多纪念活动应是民间自发行为，不要涉及到政府层面，不应花纳税人的钱，甚至成为政府公款消费的另一种变相形式。如果是借此搞旅游开发，似有不妥。我认为商业就是商业，应尽量不与政治混淆。

城市文化建设“高热”，应注意“特色危机”

近几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城市文化建设高潮，尤其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后，城市文化建设更是火热开展。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世界敞开，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加，对城市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许多地方花巨资建设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一方面表现出城市文化建设的极大热情，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探索发挥城市文化功能的更好形式。

首先是城市文化建设的动机问题。不容否认，许多地方领导将文化设施等的建设当成政绩工程。文化场馆越建越大，有些场馆建成后难以发挥其功用，甚至维护费用都成问题，有的还举办各种产品展销等商业活动。这些设施最终都成了“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并没有发挥其本身对市民的文化熏陶功能。我建议文化设施的建设应该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最好有硬性指标，比如多少平方公里内应该配备多少文化设施。以图书馆为例，一个城市可能有几个非常大的图书馆，但现代人的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往返借阅时间难以保障。在美国旧金山，每个区都有图书馆，图书、光盘、录像带等可免费借阅，便民利民。我们的城市也可以在社区、街道设有小型图书馆或借阅室等文化基础设施，方便人们随时查阅各种图书、期刊及上网，等等。城市文化建设的动机只有从百姓的根本需要出发，才有利于城市文化功能的真正发挥，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特色不足。许多城市都有广场、音乐喷泉、所谓标志性建筑等，但千城一面，缺乏特色。原因有二：一是不了解历史，二是不了解民众实际文化生活的需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足、挖掘不够，只吸取精华，但没有去其糟粕，只说“好”，不说“坏”。每个城市都在讲自己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却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中的某些糟粕。以东北“二人转”为例，“二人传”本身是由许多民间戏说组成的，赵本山等艺术家在创作及表演时可以拿捏好分寸，但对于普通群众来讲还要慢慢引导。再以上海为例，上海认为自己的城市文化是“海派”，其实“海派”除了海纳百川外，还有“华而不实”的意思，所以“海派”二字并无特色。再者，严格来讲，上海这个城市没有悠久的历史，是个现代化的城市，打“六千年文化”的招牌还不如直接打“现代化城市”的招牌。由此可见许多城市对历史的解释与挖掘往往不够精确，找不到自己独特的、独有的城市文化特质。城市文化建设多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多围绕经济利益展开。

这里我想说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现在各地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夜郎自大，盲目申请，甚至闹出笑话。而一旦申请成功，就成了一棵摇钱树。比如广东凉茶申请“非物遗”是因其古老的文化历史、独特的配方及生产工艺，现在却硬套在用现代设备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上，所以，目前的“非物质文化凉茶”只不过是批量商品的广告标签了。如果想继续把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应该继续培训好制作凉茶的师傅，将优秀的工艺传承下来。某种程度上，一些宝贵的传统不一定非要申请什么文化遗产，重要的是避免“建设性破坏”和“开发性破坏”。再者，目前的城市文化建设多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但一个城市的居民才是一个城市的主人，应该适当地让民众多参与。

从中华文化标志城看城市文化建设的“唯一性”“权威性”

城市文化建设在保障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在城市形式上要保证自己的“唯一性”。前不久，中华文化标志城刚刚面向全球征集创意规划方案，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专家之一，我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要建出特色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建设的“唯一性”和“权威性”。

国家对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问题已态度明确，要“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目前正集中全国及海外各界力量进行创意规划。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不仅要靠济宁的力量、山东的力量，而且要靠国家的支持、靠全国的力量。首先在创意上一定要明确其功用，这样建成后才不会像中华世纪坛般扮演尴尬角色。

中华文化标志城既然是“标志城”，就要有一系列功能明确的建筑。我个人的创意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中央核心区的“一堂两馆”及标志性建筑。一是可建设“国家纪念堂”。我们国家目前缺少一个纪念历史上的列祖列宗、有名无名英雄的“国家纪念堂”。二是建设两个展览馆，一个展示凝具了时代精神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展览馆”，另一个是展示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陈列馆”。当然，北京故宫或台湾等地的文物不可能搬过来，这就需要借助现代化的展示手段，通过虚拟的数字技术、利用高仿真的技术将我们的历史和文物展现出来。除此之外，当然还要建设一个比较抽象的、体现中国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这都需要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

以上说的是第一层核心区，第二个区域可建些“可参与性的馆舍”。比如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展示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像凉茶、古琴之类，可以现场操作，让人们去参与、去体会；另外，可以加入培训教育的功能。比如孔子学院总部可搬过去，办成全球孔子学院院长的培训基地，喜欢孔子的外国人也可来学习；比如建设中国科技馆，专门展示中国古代科技，造纸、指南针等发明及近现代的科技成果；比如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可开设分校，国家的领导干部都要到那里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等等……同时，我们提倡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所以建议设立“国家讲堂”，国家最高水平的学术论坛等都可在这里举行：比如中外文化交流、学术会议，全国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代表颁证典礼，优秀教师颁奖典礼，每年新增加的院士颁发证书等。这些场馆不是为了应付领导检查的，要不断利用起来，不断发挥“文化标志城”的功用。

第三个区域可与旅游、动漫等文化产业相结合。中国每个民族、每个省市都要有一块地方展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以及相应的旅游资源、文化产品，可建成一个永久的博览会。在中华标志城的外围还可以有其他产业，例如餐饮业等服务业。

这里需要提及一点，我主张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主体功能区不要追求商业利益，但是外围区可以进行市场运作，这样，既保证文化上的“经典”“权威”，又可吸引人气，发展产业，保证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正常运作。另外，争取国家更多政策、资金的支持很重要，尤其是国家各部门的相互配合，可要求国家成立部级以上的管理委员会来协调。

目前许多全国性的大型文化活动都在北京，北京承受着很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压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成后，京沪高铁从北京至济宁只需1个多小时，所以我提出中华文化标志城“文化副都”的概念，如果可行，国家可明确中华文化标志城代行首都的部分文化功能。如此，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权威性”和“唯一性”也就慢慢树立起来了。

葛建雄简介: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1983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对城市文化关注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