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京十五日》：从《陇西》到《两京》

文/常州秦某

《两京十五日》/马伯庸/湖南文艺出版社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大抵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在历史的缝隙间闪转腾挪，史料不足用考据，考据不足用脑补，在史料的表象之下勾勒出巨大的冰山。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是《风雨洛神赋》，已经到了亦真亦幻的地步，堪称绝唱。此外《三国配角演义》也大体可以入这一卦。这种类型，要想写成长篇小说，非常困难。

       第二种类型，就是“ 在真实历史大势的缝隙之间填夹进了无数貌似真实的细节，营造出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古代世界 ”。换言之，其实就是以古代的技术条件为局限，将今天影视剧中喜闻乐见的故事类型与桥段，搬上历史的舞台。这一点，《风起陇西》的后记中已经交代得明明白白了。为什么罗贯中和陈寿只是外祖父，而贾克、福赛斯、丹布朗是祖父母、外祖母？无论从比例（洋人占四分之三）还是中国人习惯的父系为尊来看，都不难窥见此类小说的底色。《陇西风云》《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都是这一系的代表。（《三国机密》在我看来是个大杂烩，是在了马的官渡情结与谋士情结，不足与言类型。）

       从《陇西》到《两京》，是进步还是退步？

       简单来讲，技术上毫无疑问突飞猛进，但仍有不少亲王粉明确表示喜欢《陇西》。

       技术分为两层，一是素材，二是写作技术。

       素材是近年来马伯庸着力的对象。《陇西》几乎看不到多少三国时代的社会生活史知识，这类知识亦并不参与情节。《长安》中的望楼、大案牍术毫无疑问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城楼的结构、里坊的形制、唐代的民族与宗教、节庆民俗等等，均有大量呈现，且积极参与情节。《两京》就更不必说了，大运河的种种技术细节、沿岸风俗民情，描述之不厌其详，令人大饱眼福。较之《长安》更上一层的是，关于迁都、殉葬、漕运的描述，已经近似于中世纪世界观在《玫瑰之名》中的作用，深深嵌入了故事情节，构成了人物行事的动机。

       这一运用素材能力的进步，主要得益于马伯庸近年的勤奋努力。他与历史圈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撰写了《显微镜下的大明》作为《两京》的知识准备。（当然更可能《两京》是《大明》的副产品）次要得益于历史时代的后移。从汉代到唐代再到明代，运用素材层面的写作难度是不断下降的。汉代的素材，例如一个人的穿着，几乎都需要经过考证。明代的素材，则熟读小说就可以做到了。相关记载、考证，也是汗牛充栋，多花点检索、阅读的功夫，总能做到。

       写作技术方面，《长安》《两京》的快节奏，绝非《陇西》所能比肩。上天入地，水里火里，飙车爆炸，逃亡追击，各种动作片元素运用自如，给人带来极强的画面感，非常方便影视化。（这当然是马伯庸近年追求的目标。影视化才能使写作的利益最大化）

       人物塑造方面，《两京》也超过了《长安》超过了《陇西》。《陇西》几乎没有女角色。《长安》只有檀棋，以至于影视化时不得不给鱼肠变性。《两京》第一次有了女主，有了感情线。《陇西》《长安》的人物几乎没有成长可言。《两京》有四位主角，且都有明显的成长，虽然成长得十分粗暴刻意（简言之，就是会专门安排一段“成长情节”），毕竟是巨大的进步。

       多说一句：马伯庸的人物刻画，是三国无双式的。用一个出场情节让人物立起来，再用一堆符号化、脸谱化的描写，让读者轻易对人物产生刻板印象。例如手指间玩弄骰子、嚼薄荷叶子、掸眼窝灰、吃甜食……这种手法在《三国机密》中用到了极限，每一个谋士都伴随着一种动物，令人忍无可忍。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我）怀念陇西呢？

       因为《长安》《两京》，假以时日，谁都能写。而能写出《陇西》的，独此一家。

      《两京》最弱的，是缺乏核心诡计。汉王的做法简单粗暴，两头一堵，中间追杀，没有技术含量可言。也许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才安排了苏荆溪的一场戏作为结局。但这场戏更近似“彩蛋”。大结局如果不够强，彩蛋再好看也是找补不回来的。另外，《两京》的BOSS太弱了。梁兴甫是最精彩的反派，佛母排第二。所以白莲教反正之后，就没有多少好看的了。我一直以为张侯是BOSS，就好像《达芬奇密码》一样，可惜不是。当然，这个人物如果是BOSS的话，毫无动机可言，未免太刻意了。

      《长安》的核心秘密是幕后BOSS究竟是谁。从狼卫到蚍蜉再到最后的BOSS，三次反转，足够精彩。但是，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真的可能存在吗？男主仅仅是在史料中昙花一现的名字而已。谁都知道，这是虚构的。如此巨大的惊天大案，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丝毫记载？《寻秦记》都知道利用焚书坑儒来擦屁股，《两京》也反复强调，汉王谋反一事不要记载下来。《长安》毫无这方面的顾忌，这就彻底抛开历史了。而如果彻底抛开历史写一部《反恐24小时》的话，我相信国内能写得更精彩的写手有的是。

     《陇西》的精彩和令人不可忘怀就在于：这个故事表面的男主虽然是虚构人物，但是这个虚构人物与虚构故事彰显了巨大的历史真实。这个故事建基于田余庆先生的卓绝考证，建基于蜀汉历史的一种经典的历史假说。（在这个意义上，田余庆应该是《陇西》的爹妈，马伯庸屈居稳婆算了）史学家的考证只能到此为止，但是小说家却有运用虚构的自由，搭上史料与考证所不及的最后一环，从而令整个故事隆隆运作起来。《陇西》的故事在历史上有没有可能发生？完全有可能。归根结底，《陇西》是马伯庸第一类小说的结束，第二类小说的开始。从此以后，第一类小说仅仅构成第二类小说的桥段与彩蛋而已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京》再精彩，也不过如阮安临时搭建的堤坝：构成主体的不是青砖方石，而是一大堆垃圾——熟悉的影视桥段、一本正经的考证、明用暗用的典故、改造过的网络流行语，什么都有，甚至夹杂着花花绿绿的恶搞。但这么一道匆忙搭建起来的堤坝，布置却颇有章法。这景象既古怪又蔚为壮观。

——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