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有感

文/若存

重走/杨潇/上海文艺出版社

材料相当丰富。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当时的日记、报道与记载，如钱能欣、余道南、杨式德、董奋等人的日记，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和诸多报刊通讯皆是，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或许也可以纳入其中。二是当事人的回忆录，这部分的材料本身最多，采择也最丰富，除了常见的如钱穆《师友杂忆》，像浦薛凤、柳无忌、刘兆吉等人的追忆，都各能展现出当时的风采，浦薛凤在长沙的广播中听到故都京剧的段落【82 身在四面楚歌之湘垣，耳在早已沦为异域之故都。处腥血扑鼻炸声雷动之环境中，忽而静聆丝竹管弦，与夫名伶之金喉婉转，真不知人生竟可有此等矛盾！】，闻一多对刘兆吉表彰自己新诗的拒绝，还有学生“质问围攻”黄钰生的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三是当事人或者后人的口述史，吴大昌、赵新那等人的叙述都有耐人寻味的地方。除此之外，作者对地方史料也颇为用心，一方面搜寻了民国时期长沙以及贵州地区的生活史料，以营造历史氛围感，另一方面还到各地方志办寻找相关线索，同时访问故老，对湘黔滇旅行团的路线、经行的地点都做了比较清楚的勾勒。
我看到有批评说作者大段摘引原始材料、缺少剪裁，但我以为这却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应该说，借由脚注文献的指引，是可以触摸到一个更鲜活的西南联大的。
与批评者意见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成功，剔除掉材料以外的部分，余下的叙述，包括很多琐碎的日常、见闻以及感慨，都跟“西南联大”没什么关系。当然，我更不懂“非典型公路旅行文学”是什么。所以，在被材料打动之余，也想写一些求全责备的话。
虽然书名“重走”，但全书更像是“在纸上重走”，而不是“在空间中重走“。这不是说没有一步一步地去走，而是说感到作者记录下的空间感受，跟西南联大的关系很稀薄。当然，可能作者是在想借此记录一个”当代中国“，但我个人觉得这部分的内容完全可以放在另一部书里，而不必借”西南联大“的名字。再者，作者所记录的空间感受，让我觉得更像是照搬各种旅途中的照片。比如一个小饭馆墙壁上年轻人留下的各种纸条上的文字，我甚至有点不太相信作者在当时都一一读过，而只会觉得他在当时一瞥，只是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才把这些句子一一转录成文。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因为我自己也这么做过，而这种事情做了几次以后，就会觉得我并没有”在现场“感觉到什么。写下的东西是”照相机“或者”手机“看到的东西，不是”我“看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即便那些文字在多少年以后还可能有着史料价值，但是，是不足以打动人的。口述部分我也有类似的困惑，有一大段米粉店主的自述，是作者录了音么？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似无必要；如果不是的话，那我确实佩服记者的记忆和素养。至于其他日常，我也想说，不是见到的、知道的、经历的所有东西都需要写进去的。
副题是“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但毫无疑问，重心是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特别是后者。虽说这是传奇的起点，但并不是传奇的全部。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西南联大，难道不应该在昆明和蒙自找么？我不大能理解为什么作者在到昆明的时候就停下了。
更让我困惑的是作者所思考的问题。翻到大半部分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清楚作者究竟想要干什么了。似乎就是纯粹的走？然而好像又不是。直到最后的最后，我看到那个尾声的标题，和引言最开始的一段话：”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到底为何？“不客气地说，这些问题虽然真实、重要，但我总让我觉得好像出自于十八九岁时候的蒋方舟之口，而不应该再出现在作者笔下。与此同时，我也觉得正是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使得全书最后形成了一种乱糟糟的状态。
作者引了燕卜荪的话，被迫凭借记忆重建一部文学作品有一个显著好处：“它迫使你考虑究竟什么是重要的东西，或者如果你想一想就已经知道了的东西，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你自己想要知道些什么东西。”（64）这句话似可深思。
全书的总体结构安排，也让我有些眩晕。人物走马灯一样地来来去去，没有核心。不仅如此，某些段落的插入更有些无谓，比如萧乾遇到的检票员，还有李霖灿的经历，虽说也是一路行人，但跟西南联大并没太大关系。具体的叙述方式，也有些千篇一律。用引号引一句话，接以某某说，再来一大段。这似乎是常见的新闻报导的写法。适当的运用也许可以帮助营造现场感，但从头到尾的贯穿，未免让人觉得疲劳。作者说，曾经思考” 一个文字工作者该在影像时代做点儿什么“（345），但翻了百把页以后，我就觉得作者深受影像时代的”毒害“，几乎完全是一种纪录片的写法。其实把这部书当成解说词也许很好，但一旦脱离了图片、影像和音乐的渲染，文字就轻了，不够”重“。而在写西南联大的书里缺乏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一个致命伤。
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不过看过重安江后，我又一次意识到，用’奔‘来形容西南的河流已不再准确，阶梯式的开发让每一处几乎都是静水，更准确的动词大概是’躺‘？躺向凯里、洪江和常德，躺进洞庭，躺入东海。“（420）用了很多次“躺”，看来是作者有意选择的。但应该是“淌”吧。甚至还能非常流利地背诵几句《大学》，“大学，孔氏之遗书……”（430）这不是《大学》，而是朱子写的《大学章句序》。
此外，给老照片的位置太小了，如果能出一本新旧照片对照集更好。
虽然吐了这么多槽，但我在三星半和四星之间纠结了很久，还是选择给四星。三星给作者对于大量材料的梳理，还有一星表达对作者重走的尊重。
在我看来，全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易社强说的：“湘黔滇旅行团的长征是英雄主义的，它也许不是必需的，但有很多英雄主义的东西都不是必需的。”（509）这句话本可以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的，但隐没在一大段一大段的叙述中，有点可惜，所以特别揭出来。
一头一尾的两段训话也同样打动人。还在长沙临大的时候，陈诚说：“我们要在这一次民族的解放斗争中，除尽社会的腐败，培育新鲜活泼的种子。古人说：’学校为风俗之原，士习敦则民风亦厚矣。’”（105）而达到昆明以后，迎接旅行团的梅贻琦说：“你们所走的程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虽然一位是国民党的将军，一位是留美归来的清华校长，但这两段话里分明透露出相通的气息。
而萦绕在这段历史背后的问题，我想或许可以用吴大昌的叙述概括，就是现代化和革命化的问题。“我问吴大昌，当年想过去延安吗？他笑笑，“当时我们对于现代化，是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很热情的，对于革命化，对于社会改革，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热情……那时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这种思想听得很多，革命救国呢？（思想）就跟不上了……”（85）顺着这个话往下说，”现代化“和”革命化“其实是两个方向，甚至是存在矛盾的两个方向，不是么？
最后，我想用杨式德1949年10月6日的日记作为结束：”要管理一个共產主义国家，得全国人民都是绅士——萧伯纳定义的那种绅士：对世界的付出大于索取。俄罗斯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得付出很长时间的努力。“（653）因为下面的话，没法写了。

——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