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食穷民》：效率的绞刑

文/徐中民研究中心  

[日]斋藤茂男/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1975-1991年间，自石油危机至泡沫崩溃前一段时间日本大城市白领的职场生涯与身心状况。

人的生理、情感乃至成长历程都是有机的复杂系统，但大城市的人们在参与资本主导的生产活动时沦为庞大机器的一个个齿轮，因此自然有机的人性与公式化、数据化的绩效考核之间存在矛盾，人有限的生理与心理承受能力与无限的资本增值倾向也存在矛盾，这些矛盾迫近极限时就会爆发出来。而造成这个极限的因素有二，一是石油危机后的不景气使经济畸形增长，企业与员工因生存竞争激烈而不择手段地压榨与自我压榨；二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使时间被精细划分、绩效被精确摊派，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与追踪无孔不入。

企业对员工的压榨，首先体现在超额劳动时间上，如一名拖家带口超市主管除去工作与通勤时间后只有不到9个小时在家，再扣除六个半小时的睡眠时间，仅剩前后各一小时左右的早、晚餐与洗漱时间，而调查数据与繁盛的夜间通勤电车客流显示这样的高强度劳动是东京的普遍现象。其次体现在对职员感情生活的剥夺上，不少高学历高技术的年轻劳动者只是一个心理不成熟的大孩子，他们不自知地将人生所有精力都奉献给工作，用儿童玩具和漫画填塞工间休息的缝隙，从未想过要结婚。也有的社员把相处的成本转嫁给妻子，造就一批不幸的女人。儿童的成长历程本应是充满试错机会和不确定性的漫游，但在高压的社会氛围下被严格地控制成目标单一、线性、更高更快更强的无机套路，由此引发的儿童心理障碍也不容忽视。

最令人感慨的是书中对两位证券及保险从业者的采访，他们讲述了在繁重的业绩指标下不堪重负的职场生涯。每个月的销售额被分解成每一天的分量，每一天完不成便不能回家，仍然徘徊在街头或不停地电话拜访客户。月末降临的时候尤其紧张，他们不小心动了自己垫付假充业绩的念头。而彼时日本的金融信贷不正常地繁荣，在车站纷纷扰扰的小额高息贷款广告提供了短期的“真香诱惑”和长期的绞索。借着高息贷款填补日积月累KPI空缺并一发不可收拾，小职员或者小领导日复一日欺瞒上级和家人，逐渐债台高筑，这伪装总有一天大白于天下，几年的焦虑失眠和酗酒使他们精神失常，离家出走，被从岗位上驱逐，在一个容错率低的社会中这样失去立身之本的人很难再抬头做人。

作者作为知识分子与新闻从业者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危机意识，他所描述的现象在当时的日本或许只会出现在少数大城市，在同时期尚未苏醒的中国更是天方夜谭。但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之东亚汉字圈共有的功绩人生观“敏而有功”，以及殊途同归的集体主义效忠意识遗存（日本武士道“一所悬命”的规训与中国国有企业所宣传的奉献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催人奋斗然而不合时宜的情怀枷锁），这些使当下的社会已颇近于当时的日本。过劳现象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已经屡见不鲜——这在2015年后尤其明显——猝死在工位上的工程师、因课业压力繁重而相约自杀的中学生、因抢时间倒在血泊中的外卖骑手等新闻令人目不暇接地见诸报端，在种种悲剧中其中有一类尤其引人注目，就是在应试教育中以非凡成绩胜出的绩优生，他们本是母校与家乡的骄傲，毕业后兢兢业业服务于国际知名企业多年，忽遭裁员，一时看不清余生的方向然后从办公楼上一跃而下，这类典型极端地集书中所提到的线性成长模式、低情商、工作超时身心过劳、残酷的业绩考核与同侪竞争于一身，揭示了效率机器对人才的异化，宛如风刀霜剑严相逼。

斋藤茂男的这些采访数据翔实，观察入微，基本总结了资本主义异化人的现象及其成因，使我们今天在总结这一现象的时候有初步的框架，这些框架至今依然有效，如计算机与高新科技作为工具的在今日或变成了环卫工人的警示手环和打卡软件，但总不离作者当时的先见之要旨，因此他的见微知著、虑事深远令人叹服。尽管如此他写成这部作品的时候也已是风烛残年，仍是受年龄以及时代的局限，力有不逮，于90年代初抱病离世的作者没有机会看到愈演愈烈的社畜生存劣况，对新自由主义的负外部性似乎仍有待尽之言。书中尚未谈到裁员问题，1996年戈恩带着雷诺的资本来到日本，受命优化陷于瘫痪的大公司日产汽车，戈恩认为年功序列制虽能保证员工福利但十分有碍于企业活力，不再受限于终身雇佣的习惯做法。这一做法受到小泉首相的赞许并被推广普及，如今每年有半数应届生拿不到终身雇佣职位。还有在2019年被安倍称为“日本头号国难”的少子化问题，结婚率亦持续走低，这些虽然可以约略归因于日本仍处于前现代的两性观与“平成不况”，但也未尝不是效率与资本主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对家庭价值的否定和剥夺。

——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