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愤青》：愤青的自我修养

文/云也退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华夏出版社

转自《经济观察报》，云也退先生的书评
我很尊敬《查理周刊》的漫画家们，不是因为他们画了给自己惹来杀身大祸的那些漫画。前些天，在得知这份杂志订户猛增，全球销量数百万份时，正巧看到一幅漫画：云端立着男男女女五个人，下边的大地上，每个人拿着一份画报。五个人都很惊讶，语言气球里用法文写着：“实在受不了这些傻瓜的崇拜。”这漫画应该出自幸存画家之手，因为，思路与死去的那些人如出一辙，一种彻底的怀疑、不妥协与不合作，如假包换的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cynicism（意为 “讥笑，讥讽的言词;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哲学，犬儒主义”，youngcynic有时译为“愤青”）一度我不喜欢这个词，它意味着冷漠，嘲讽一切，不信世上有美好的感情。在接触了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之类公知的作品后，我的看法有了改观。在西方，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如过江之鲫，一点不稀罕，到四五十岁仍能保持昨日愤激的，方始有几分沙底之金的光芒。

希钦斯死得有些早，2011年去世时，不过62岁。在2001年出版的《致愤青》（LetterstoayoungCon－trarian，目前有上海人民书版社2005年和华夏出版社2015年两个译本）一书中，希钦斯给一位“愤青”写了十八封信，最后一封信的最末一段话里，他说，我们年轻时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最大限度地把不耐烦和怀疑态度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把痛恨不公正、不理性和自我批评、自我反讽结合起来”，诚可称为“愤青的自我修养”。愤世嫉俗者首先必须不耐烦，特别要对众口一词的意见表达怀疑，即便这众口一词看起来很正确，即便它是出于义愤和正义感。

十八封信模仿的是里尔克的名作《给青年诗人的十八封信》，不过，希钦斯的这位愤青是虚拟的，可以看作年轻时的他，这就是一种反省。“我本人”，他写道，“支持崇尚智慧的激进派，因此，我特别崇敬奥斯卡·王尔德……但我必须承认，这让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明显的悖论，甚至会让王尔德本人也感觉棘手。”这里的悖论就是所有的反叛者，反而最渴望让世界保持原状，因为“归根结底，世界长存，体制长久，才能保持反叛者拥有持久的‘反叛’能力。”许多人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即使在年龄增长，愤嫉之情默默减退、消失后，也不置一词。

做愤青有门槛，越是深入到此种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思考里面，就越有缺氧和力竭之感。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放弃，或认为这样做是对自己的诚实。他们成了“犬儒”。“犬儒”明白愤怒无用，反叛者无法贯彻到底，不如提早另择他途；不甘心者，如希钦斯，则继续攀爬险途。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且看他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怎么说：“希钦斯这个人，想要反对他，不管从思想上还是从身体上，都是没用的。”

为了保持青春活力，他选择以有限投入无限，无限阅读、无限了解，思考一切并无穷地反对。在英语世界，人们誉他为乔治·奥威尔之后最犀利的散文家，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反对家”，为此树敌无数。但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里尔克在他的十八封信里，扎扎实实地提出了一些关于写诗的建议，然而《致愤青》的主题却只有希钦斯自己，他的见闻、他的思考、他的省悟。当他每每要凌驾于读者之上教导些什么时，他就话锋一转，“我甚至不应该试图说教”，然后你就晓得，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你开始对他的摆老资格产生反感，他就来句拿手的俏皮话：“我得假装我是一切形式的谦虚——包括虚伪——的门外汉。”

把愤青的悖论坦陈给读者，表明了一种胸有成竹。希钦斯说，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反对，而反对则必遭人恨。事实上，“知识分子”这个词，最早是骂人的。19世纪末，犹太裔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国内的右翼反犹势力迫害，被诬叛卖国家，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坚持认为他有罪的人，把替他辩护的人称为“intellectual”（意为“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有极高智力的人;凭理智而非感情办事的人”），其中的贬义，指那群人不顾大局，捧着一些自以为是的教条，顽固地跟国家利益对着干。

这么说，知识分子必须是勇敢的。事实也不尽然。伽利略就没有勇气，宗教法庭迫害他，他就屈服了，没有再坚持说地球绕着太阳转。伽利略不勇敢，不妨碍他的伟大；希钦斯用了一个说法：“必须有人为了他而展现出勇气”，让人立马想到了赫胥黎和达尔文的关系。勇气也不必一定与正义相伴，有勇气的正义感往往会导致霸道，强求一致。希钦斯又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对抗意识，你的意见越是强烈，别人的抗拒感就会跟着增长。”这又是经验之谈，他自己就是条件反射般的抗拒者，故也以此自戒。

这是真正的“公知范儿”，如果公知不能体人之本性，进而教人独立思考，那么“公知”二字被污名化也无可喊冤。在西方知识分子标准里面，公知有独立见解，反对所有的体制性强权，且“从不担心自己从属于少数派”，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公知永不推销某种特定立场，不管它是语焉不详的民主，还是臭名昭著的威权。我们大可拿着《致愤青》去衡量所见诸公，看他们究竟是在引导你独立，还是在耍语言技术、笼络和取悦你，以壮大自己的拥趸队伍，将来好开个淘宝店。

希钦斯生得算是晚的，但冷战及其后发生过政治大事的那些地方，如捷克斯洛伐克、古巴、朝鲜、智利、波斯尼亚，他都涉足过，或者，至少给出了明确而严正的立场：反对非正义、反压迫、反伪善、反腐败。反！反！反！坦率地说，在讲述这类经历时，尤其是第十八封信，希钦斯很难掩炫耀的姿态，这又是身为公知，他必须直面的悖论之一。对此，他总是有言在先：以我自己为示范，授你以与众不同之术，总是件尴尬的事。他说，你可以反对我，一个合格的愤青，不必顾忌反对的对象是谁，我自己也要检省自己，只有在一些情况里，比如霍梅尼封禁《撒旦诗篇》、追杀拉什迪一事上，我的态度不会有任何动摇。

你也可以指责他过于精英、高姿态。事实上，希钦斯的公知生涯从来争议不断，敌人的数量远超过朋友，指责他精英主义的大有人在。可是，当看到他对精英主义的分析和指控，就会明白，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敢于说出来。“真正的精英主义分子”，他说，就是要愚弄大众的，而这场游戏的对局双方，并非完全不对等，因为大众的智商和野心也在增高，胃口也在变大。他的板子悄然落在两方的屁股上：“任何傻瓜都能嘲讽一个国王、一个主教或一个亿万富翁，”他写道，但是“国王、主教和亿万富翁，却往往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以塑造群众的喜好和情感”。

尤令人赞赏的是希钦斯那颗由冷战锻打出来的头脑，也能对接上新的形势。希钦斯不无深刻地说道：有钱有势的人，设计了什么样的东西能到公共头脑的海洋里遨游，“他们不会浪费他们的钱，仅仅用来满足你的好奇心”；他们操纵公共舆论，拿有利于自己的数据来把你逼成少数，但“你不必为此沮丧和困惑”，“除非你认为，一群拿了高薪却没有才华的伪科学家，是通过可靠的、可论证的手段，得出了这一结论。”要怀疑那些握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偏爱一种产品而非另一种产品……考虑的是利于权势阶层，因而需要培育、鼓励、和灵活运用的事物。”

一只鸡蛋要立在桌面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磕破大头，另一种是持续转动，永不停歇。一般人，包括脱掉愤青外衣的“犬儒”，属于前者，彻底封闭自己的一部分官能，不再触碰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我不犯人、人也不犯我。而希钦斯是后者，一直摇摇晃晃地保持站姿，面向目力所及的所有目标。与他同为一流左派公知的，如桑塔格和萨义德，也都因为各种原则性问题同希钦斯不相待见。这对希钦斯，一个甘做愤青的知识分子而言，怕是“四海无人对夕阳”，正是求仁得仁。（转自《经济观察报》，云也退先生的书评）
我很尊敬《查理周刊》的漫画家们，不是因为他们画了给自己惹来杀身大祸的那些漫画。前些天，在得知这份杂志订户猛增，全球销量数百万份时，正巧看到一幅漫画：云端立着男男女女五个人，下边的大地上，每个人拿着一份画报。五个人都很惊讶，语言气球里用法文写着：“实在受不了这些傻瓜的崇拜。”这漫画应该出自幸存画家之手，因为，思路与死去的那些人如出一辙，一种彻底的怀疑、不妥协与不合作，如假包换的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cynicism（意为 “讥笑，讥讽的言词;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哲学，犬儒主义”，youngcynic有时译为“愤青”）一度我不喜欢这个词，它意味着冷漠，嘲讽一切，不信世上有美好的感情。在接触了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之类公知的作品后，我的看法有了改观。在西方，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如过江之鲫，一点不稀罕，到四五十岁仍能保持昨日愤激的，方始有几分沙底之金的光芒。

希钦斯死得有些早，2011年去世时，不过62岁。在2001年出版的《致愤青》（LetterstoayoungCon－trarian，目前有上海人民书版社2005年和华夏出版社2015年两个译本）一书中，希钦斯给一位“愤青”写了十八封信，最后一封信的最末一段话里，他说，我们年轻时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最大限度地把不耐烦和怀疑态度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把痛恨不公正、不理性和自我批评、自我反讽结合起来”，诚可称为“愤青的自我修养”。愤世嫉俗者首先必须不耐烦，特别要对众口一词的意见表达怀疑，即便这众口一词看起来很正确，即便它是出于义愤和正义感。

十八封信模仿的是里尔克的名作《给青年诗人的十八封信》，不过，希钦斯的这位愤青是虚拟的，可以看作年轻时的他，这就是一种反省。“我本人”，他写道，“支持崇尚智慧的激进派，因此，我特别崇敬奥斯卡·王尔德……但我必须承认，这让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明显的悖论，甚至会让王尔德本人也感觉棘手。”这里的悖论就是所有的反叛者，反而最渴望让世界保持原状，因为“归根结底，世界长存，体制长久，才能保持反叛者拥有持久的‘反叛’能力。”许多人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即使在年龄增长，愤嫉之情默默减退、消失后，也不置一词。

做愤青有门槛，越是深入到此种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思考里面，就越有缺氧和力竭之感。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放弃，或认为这样做是对自己的诚实。他们成了“犬儒”。“犬儒”明白愤怒无用，反叛者无法贯彻到底，不如提早另择他途；不甘心者，如希钦斯，则继续攀爬险途。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且看他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怎么说：“希钦斯这个人，想要反对他，不管从思想上还是从身体上，都是没用的。”

为了保持青春活力，他选择以有限投入无限，无限阅读、无限了解，思考一切并无穷地反对。在英语世界，人们誉他为乔治·奥威尔之后最犀利的散文家，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反对家”，为此树敌无数。但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里尔克在他的十八封信里，扎扎实实地提出了一些关于写诗的建议，然而《致愤青》的主题却只有希钦斯自己，他的见闻、他的思考、他的省悟。当他每每要凌驾于读者之上教导些什么时，他就话锋一转，“我甚至不应该试图说教”，然后你就晓得，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你开始对他的摆老资格产生反感，他就来句拿手的俏皮话：“我得假装我是一切形式的谦虚——包括虚伪——的门外汉。”

把愤青的悖论坦陈给读者，表明了一种胸有成竹。希钦斯说，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反对，而反对则必遭人恨。事实上，“知识分子”这个词，最早是骂人的。19世纪末，犹太裔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国内的右翼反犹势力迫害，被诬叛卖国家，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坚持认为他有罪的人，把替他辩护的人称为“intellectual”（意为“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有极高智力的人;凭理智而非感情办事的人”），其中的贬义，指那群人不顾大局，捧着一些自以为是的教条，顽固地跟国家利益对着干。

这么说，知识分子必须是勇敢的。事实也不尽然。伽利略就没有勇气，宗教法庭迫害他，他就屈服了，没有再坚持说地球绕着太阳转。伽利略不勇敢，不妨碍他的伟大；希钦斯用了一个说法：“必须有人为了他而展现出勇气”，让人立马想到了赫胥黎和达尔文的关系。勇气也不必一定与正义相伴，有勇气的正义感往往会导致霸道，强求一致。希钦斯又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对抗意识，你的意见越是强烈，别人的抗拒感就会跟着增长。”这又是经验之谈，他自己就是条件反射般的抗拒者，故也以此自戒。

这是真正的“公知范儿”，如果公知不能体人之本性，进而教人独立思考，那么“公知”二字被污名化也无可喊冤。在西方知识分子标准里面，公知有独立见解，反对所有的体制性强权，且“从不担心自己从属于少数派”，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公知永不推销某种特定立场，不管它是语焉不详的民主，还是臭名昭著的威权。我们大可拿着《致愤青》去衡量所见诸公，看他们究竟是在引导你独立，还是在耍语言技术、笼络和取悦你，以壮大自己的拥趸队伍，将来好开个淘宝店。

希钦斯生得算是晚的，但冷战及其后发生过政治大事的那些地方，如捷克斯洛伐克、古巴、朝鲜、智利、波斯尼亚，他都涉足过，或者，至少给出了明确而严正的立场：反对非正义、反压迫、反伪善、反腐败。反！反！反！坦率地说，在讲述这类经历时，尤其是第十八封信，希钦斯很难掩炫耀的姿态，这又是身为公知，他必须直面的悖论之一。对此，他总是有言在先：以我自己为示范，授你以与众不同之术，总是件尴尬的事。他说，你可以反对我，一个合格的愤青，不必顾忌反对的对象是谁，我自己也要检省自己，只有在一些情况里，比如霍梅尼封禁《撒旦诗篇》、追杀拉什迪一事上，我的态度不会有任何动摇。

你也可以指责他过于精英、高姿态。事实上，希钦斯的公知生涯从来争议不断，敌人的数量远超过朋友，指责他精英主义的大有人在。可是，当看到他对精英主义的分析和指控，就会明白，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敢于说出来。“真正的精英主义分子”，他说，就是要愚弄大众的，而这场游戏的对局双方，并非完全不对等，因为大众的智商和野心也在增高，胃口也在变大。他的板子悄然落在两方的屁股上：“任何傻瓜都能嘲讽一个国王、一个主教或一个亿万富翁，”他写道，但是“国王、主教和亿万富翁，却往往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以塑造群众的喜好和情感”。

尤令人赞赏的是希钦斯那颗由冷战锻打出来的头脑，也能对接上新的形势。希钦斯不无深刻地说道：有钱有势的人，设计了什么样的东西能到公共头脑的海洋里遨游，“他们不会浪费他们的钱，仅仅用来满足你的好奇心”；他们操纵公共舆论，拿有利于自己的数据来把你逼成少数，但“你不必为此沮丧和困惑”，“除非你认为，一群拿了高薪却没有才华的伪科学家，是通过可靠的、可论证的手段，得出了这一结论。”要怀疑那些握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偏爱一种产品而非另一种产品……考虑的是利于权势阶层，因而需要培育、鼓励、和灵活运用的事物。”

一只鸡蛋要立在桌面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磕破大头，另一种是持续转动，永不停歇。一般人，包括脱掉愤青外衣的“犬儒”，属于前者，彻底封闭自己的一部分官能，不再触碰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我不犯人、人也不犯我。而希钦斯是后者，一直摇摇晃晃地保持站姿，面向目力所及的所有目标。与他同为一流左派公知的，如桑塔格和萨义德，也都因为各种原则性问题同希钦斯不相待见。这对希钦斯，一个甘做愤青的知识分子而言，怕是“四海无人对夕阳”，正是求仁得仁。

——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